生活与艺术——基于香港当代艺术的思考

第一部分 香港当代艺术圈
在一个匆匆旅者眼里，香港应该是尖沙嘴、铜锣湾的繁华，或是太平山顶、维多利亚港湾的奢华浪漫。
然而，在某一群香港本土人眼里，他们的香港很另类。
火炭——有一群香港的工人，和一群艺术家。

火炭是一块土地的名字，坐落在香港新界的城郊处，它是如今香港的最后一块工业区。近十年间，由于其地价是整个香港最便宜的，渐渐聚拢一批艺术家在这里买或租厂房，于是自然形成了香港唯一的一个艺术圈——火炭艺术圈。
与北京798艺术圈不同的是，火炭并不是一个死去的工业区，仍然有工厂，有工人，有香港底层人们的日常生活。可以这样说，很多火炭艺术圈的艺术家，分享着工人们的一些生活习惯。最为典型的是火炭的大排档。一位艺术家这样向我描述：“火炭的大排档，是工人和艺术家的天堂。”在香港，去饭店就餐很贵，因此火炭工业区就形成了一个有规模的大排档区，其低价消费成为工人们和艺术家的乐土。我和艺术家朋友们去了很多次火炭大排档，都是在晚上。夜幕降临，热闹而简陋的店铺坐满了顾客，发现这里没有香港的那种整洁、精致、文质彬彬，取而代之的，是熙熙攘攘、觥筹交错，顾客的穿着、谈吐都不似香港写字楼的白领，工人们和艺术家们混在在一起，非常的生动和自然。夜幕下，大家喝着啤酒，围着圆桌吃热腾腾的饭菜（香港小餐馆吃饭都是一人一份，只有在大排档能有机会又便宜又好的围在一起），大家开怀大笑，喧嚷声此起彼伏……工人们忘了一天工作的疲劳，艺术家们也不再陷入创作的苦思冥想。那个屋檐下，大家不分彼此，无拘无束。
在这里，我愉快的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夜晚，也让我开始读懂香港的当代艺术家：要理解他们Studio里的一件件艺术品，先要感受他们的这般生活状态。
在商品化、制度化超级发达的香港，他们的生活，弥补了商品社会所缺失的诗性的交流，酒性的酣畅……
我不禁想起最近几次去北京798转，已经看不到正在运作的工厂。夜幕下，也只能找到一家家价格不菲的酒吧。一是不知道如何把798，和艺术创作的状态，结合在一起遐想……记得这一年去北京798替一个艺术家朋友作翻译，对方是维也纳的著名策展人。那人看到798满地的厂房，不停问工厂还在运作吗？当得到否定的答案时，不停的说着“it’s not interesting……”或许他也觉得，艺术应该和活生生的生活融合在一起吧。
走进艺术家们的工作室，最大感叹就是小，非常小。朋友带我参观了整个火炭艺术圈最大的一个工作室，我不禁大失所望——所谓最大的工作室，也只不过里外一两百平米的屋子，还被隔了好多，用作绘画班、以及艺术家的私人住处。
参观的其他几个工作室，则为不大的几十平米空间。方寸之间，大多为几人合租（我听说得最多的一个是八人合租），较有名望的艺术家，则考虑单独租下或者买下一个单元。
我的体会是，小——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或注定了艺术家们的创作风格。艺术家们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从小处着眼，关注生活中的微小事物。

要进一步理解火炭的艺术，不得不说说艺术家们的构想。火炭艺术圈的工作室最初是纯私人工作室，从2004年开始，每年也只有一个月对外开放。因此艺术家在火炭的创作，形式不囿于绘画、摄影，而是更为广泛的混合媒介、概念创作等无法与艺术市场挂钩的纯艺术创作（虽然近两年，有人开始担忧火炭开放日将靠近商业市场）。不管未来如何，火炭艺术圈小心谨慎的半开放心态，反映了艺术家们对艺术、对社会的观察和态度：“这些有赖于人情味、乌托邦般的组织方式在今日香港愈来愈少，所以更见可贵。当小渔村明白small is beautiful (Schumacker, 1993) ，大城市便再不是发展和成功的唯一指标。”
香港当代艺术，从生活中开始，从微小中萌发。

从“火炭”坐地铁，紧挨的一站是“大学”。 “大学”站坐落在一座山脚，山就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艺术系就在山顶。
事实上，火炭艺术圈与香港艺术大学艺术系的亲密关系，不仅仅在于交通，更有内在。
艺术家的创作，是学院艺术教育的延续。
吕振光先生是台湾的著名艺术家，任教于FAA。我在FAA交流的学期，不巧吕生正在休年假。后来在资料里发现，吕生不仅是FAA的名人，更是火炭艺术圈的“包租公”。在火炭买下两个单元，一个自己用，一个租给学生们。放年假的吕生，几乎每天都在火炭绘画，早睡早起，享受清晨四点的咖啡时光。
对于创作，吕生认为生活的感觉很重要。吕生处理作品，就像处理生活中的一个表情，他把态度、情感投射于画作，画作自然成为一个样子。
学生对这位教授崇拜至极，“吕生很厉害，只要一看我们的画，就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想要表达什么。因为他自己经验好丰富，体验好多。”对于这位未能谋面的教授，我只好从他的作品来体会他所说的生活的感觉。

在火炭拥有自己工作室的FFA人还有很多，除了任教于FAA的教授，更有许多毕业于FAA的艺术家，也有在读FAA的研究生，甚至一些高年级的本科生，他们在火炭的工作室，无疑是学院艺术教育的延续。
然而，学院里延续的不仅仅是艺术家的创作状态，更重要的是艺术课堂以外的生活。学校里的艺术生活，与学院外的艺术家们，分享着共同的生活气息。
在毕业班的创作课，更像是一次次艺术展览的开幕式。教授邀请火炭的艺术家前来critique。课堂上，有作品要展示的学生合伙买来红酒、饮料、点心、小吃，大家边吃东西边观看作品。present的学生，critique的艺术家，以及一大群各抒己见的学生，是在度过一堂堂课，亦是一次次模拟展览？
而更多的时候，FAA的学生，结束一天的课程，或在学校的Studio工作累了，于夜幕或更深的夜里，呼朋唤友的乘着地铁寻到火炭的大排档，时而还唤上在火炭的艺术家朋友，其乐融融的圆桌，热腾腾的饭菜……这些未来艺术家们的创作，没有理由与艺术家们的生活分离开来……
学院内外的这般艺术以及生活的互融，对学院教育的影响是什么？我无法定性的分析，但感触倒是颇多。
我在FAA，第一次体会到一种感受——艺术家和我的距离竟然是零。大家都是一样的人，艺术家思考并不难以捉摸，艺术家的技艺与创作并不深不可测，艺术家的生活并不与世隔绝……每个学生都被称为artist，以至于我自己都飘飘然的产生一种艺术家的感觉。我突然心中涌起一种非常非常幸福的感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与艺术，那么亲近。
记得我大一入学，第一堂艺术概论课上，老师问了一个问题：“什么是艺术？”那个时候，课堂气氛好严肃，坐在教室里大家纷纷苦思冥想。现在回想起来，感到这实在不该以象牙塔方式思考问题的结果。因为，当艺术离我一点都亲近的时候，我对它产生畏惧与敬仰，又有隔着千层山的臆想——实在无法寻到可凿的答案。
对于FAA的学生来说，我感到他们的收获，并不是火炭艺术家的什么艺术理念，更不是某某成名艺术家的一种创作技法。他们在FAA最大的幸运，是他们能在走上艺术道路的伊始，被一种心态所引导与感染——有关艺术的心态，有关生活的心态。
有关艺术的心态。一堂堂作品展示课，充满present和critique的气氛。没有标准答案，没有权威，知名艺术家和低年级的学生在一起争辩各自的意见。对于每一件呈现的作业，这样一群人都不分高低的讨论。在那样一个环境里，即使是低年级的学生，也很自然的培养出独立、自我的作品意识。真切的critique环境，给所有人营造一种气氛，学生被动或主动的接受自己的作业是作品，而不是为以后成为艺术家打基础做准备的习作。因此，每一次创作，都必须充分的表达自我的想法、技能，无论作品是以怎样的形式呈现——从素描到油画，从雕塑到混合媒介，从史论课上的一个幻灯片展示到一篇结课论文……事实上，FAA还有更多的氛围，在不断引导学生形成独立、自我的作品意识。几乎每个学生，在本科三年当中，都有机会申请到在校内举办个人作品展的机会。个展毫不粗糙，有开幕酒会，有邀请函，有艺术家到会，有展厅的布置策划，有鲜花、贺词、观展留言，完全就是一个艺术家想要拥有的perfect solo……个展的作品，则大部分都来自平时的作业。

这林林总总的引导，使得一些我曾经严肃思考的问题，突然变得轻松起来。比如，在FAA，没有什么当代艺术与传统艺术的思辨。传统艺术被更多地当作基本技艺传授，同时艺术史受到的重视并非是为了突出传统艺术的价值。学习传统艺术、学习艺术历史的目的很简单明了：启发学生如何从前人的创作中汲取养料。在FAA，对当代艺术的理解变得简单——属于当代人的艺术，更为确切的说，属于当代香港人的艺术。比如，曾经视为神奇与崇高的那些历史上的艺术运动，那些经典的艺术理论书籍，突然变得亲近起来。突然有很多很多生动的画面浮现，比如康德如何在一间小木屋里愉快自在的写作，比如达达者如何在酒吧里玩闹着创作着……一切都很自然与轻松，没有那么严肃与不可想象。
FAA的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下，对艺术的态度是轻松的。翻翻理论书，看看艺术史，不是崇拜经典和权威，更像是平等的对话交流，以自我的作品意识为中心，以自我的想法为主体。
有关生活的心态。与艺术家共享的生活气息，我感到比课堂更能深入理解艺术。当你发现在课堂上玄乎其玄的引用好多艺术理论的艺术家，其实只是偶尔会翻翻书，抄录一些……当你发现在studio苦思冥想仿佛深不可测的艺术家，其实也没多么深不可测，一瓶酒几个笑话，活跃火炭大排档的朗朗笑声……当你看到某个展览上轰动、高雅的艺术品，其实背后是艺术家安静的在深夜坐在studio里，锯着木条，哼着小曲慢悠悠的磨出来的……你，一点都不会觉得失望，不会因为艺术的神秘感被破坏而失望。相反，你会感到很轻松，就那么回事儿，艺术不遥远也不高深，但却又很好的提醒着每个小小艺术家们，要沉下心努力的去积累、去创造，才能够超越前辈的艺术家，形成自己的作品风格。

当然，也有人质疑，香港的艺术圈低调的有些自娱自乐。但我觉得这其实是各地当代艺术圈的通病。不如向好的一面，寻寻优点。
在香港，带有商业性质的当代艺术展览很多，从画廊到拍卖行。但感觉大多没有很明显的香港本土特色，也不似火炭艺术圈以及艺术系的创作风格。仔细看画廊里的当代艺术作品，发现很多原来出自大陆艺术家之手。
让我感兴趣的，是体现香港本土当代艺术特色的展览。
经历的印象最深的一次展览——《当代共融——立体及装置艺术展》(2007年)。

香港媒体将此次展览视为香港近年罕见的大型立体媒介专题展。展览邀请了约40位本港具代表性的雕塑、装置及陶瓷艺术家，在回归十周年之际，以「共融」为主题进行创作。
走进香港中央图书馆的展览大厅，或许看多了大陆的展览，并没有体会到香港媒体报道的“罕见的大型”感觉。反而是展厅的空旷与一件件展品的小尺寸，于视觉上形成强烈的对比。

细细看展品，不愧是４０位香港最具代表性的雕塑、装置及陶瓷艺术家，作品件件尺寸微小，却十分耐看。
首先是主题切合的自然，构思精巧。想象当中的“回归”主题，应该偏向宏观叙事，然而艺术家们却大多倾向提炼很小的元素，并且表现形式都趋向委婉与抽象。

其次，是作品在技艺方面的精致，没有一点粗糙感。仔细观察了所有的作品，任何一件都经得起３６０度的全方位欣赏。从材料的选择，到细节的处理，都有精巧用心和雕琢。

再次，作品的色调呈现出一致的“暗哑”风格趋向。

当然，要深入理解香港当代艺术展览的特色，光靠走马观花的观展是不行的。我寻找近年来香港比较经典的一些当代艺术展览，挖掘香港当代艺术展览的特色。
一是香港的艺术双年展。与大陆的当代艺术双年展不同的是，香港的艺术双年展中，当代艺术作品与传统艺术作品会同台展出。1998年当代香港艺术双年展的中国大陆雕塑家评委隋建国作为评委表示：“当我从乙组“西方媒介作品”抽出身来到充满着书香墨气的甲组中国书画时，我当时的感受就是：这是两个世界。”作为香港最重要的当代艺术展，展品往往多为关注香港人自身的生活感受与思想。仍以1998年当代香港艺术双年展为例。评委郎绍君在《我看香港当代艺术》中表示：“综合材料与西方形式的部分更关注香港人当下的感受、思想和创意活跃，语言方式多样化，充分显示了香港艺术和艺术信息的国际化。”
二是威尼斯双年展的香港馆。比如51届威尼斯国际当代艺术双年展，中国大陆与中国香港分别建立了自己的主体馆。
香港馆的展览，主题为关注于当下的现实生活以及个人感受。又一山人的《红白蓝茶馆》，建构了一个香港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茶馆，再现了日常生活的情景。他以香港人非常熟悉的「红白蓝」塑料，建构一间港式茶馆，四面牆壁以红白蓝塑料覆盖，並配以中式窗花及红白蓝走马灯。他认为回归后的香港，人们都在不互信、不沟通、沒共识的气氛下生活。尤其在这个资讯发达的年代，人与人之间不再重视面对面的接触。他希望以红白蓝茶馆带出面对面沟通的重要性，並借著一杯茶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和沟通。
而艺术家陈育强则以天然木材及钢材建构威尼斯的地貌。与中国馆运用的传统文化风水原理得架构不同，陈育强将个人游历的经验灌注于作品内，把威尼斯的地貌用另一个角度来展现，让参观者可以重新探究这个世界的面貌。”



第二部分 基于香港当代艺术的思考
从火炭到FAA，从Studio到Exhibition，铺成一幅画卷，展现香港当代艺术家密不可分的创作与生活。然而，我很想继续透过这幅画卷问一问：为何香港——充满生存压力的金融大都市，会存在这样一幅充满轻松生活气息的当代艺术画卷？
千思万绪，我应该从何处开始寻找答案？
差异——来自于不同价值观。感谢一位前辈的教导。
我从两地的艺术家中，选择了两位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比较他们的作品、生活、价值观，以及更多。
一位是香港艺术家陈育强，一位是中国大陆艺术家邱志杰。他们都是六七十年代生人；又均擅长混合媒介的当代艺术创作；此外，他们分别代表了两地当代艺术创作实践的教育者。邱志杰为中国美院混合媒介系的副教授，而陈育强则在FAA教授混合媒介、毕业创作等课程。
陈育强的作品，比如《生活样本采集》，以及《倒悬空城》，强调艺术表达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他将创作的关注点集中于媒介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上。就如陈育强自己所述：“现成物特别的地方，在于它们不是度身订造，一定要思考一种方法去将两件来自不同属性的对象结合一起，其中一方面牵涉技术的问题，另一方面现成物的实时性及当下的意义，能令观众产生亲切及实时感。”纵观陈育强的作品，都可以发现作品对技术的细腻要求，以及媒介的组合方式。在陈育强的创作理念中，怎样最好的安排媒介，让作品形成亲切的实时感是十分重要的。
邱志杰的作品，从早期最有名的作品《重复书写一千遍兰亭序》，到之后的《推背图》，一直贯穿着中国文化的主题。如何将传统文化纳入当代艺术创作中来，是邱志杰最为关注的话题。在著书《给我一个面具》中，邱志杰用很长的篇幅谈论了《中国牌之我见》的问题，他自己也多次用“雪泥鸿爪”的传统观念，概括表达他的创作观。再观其很多观念艺术创作，发现邱志杰对于传统文化的利用时常达到了激烈的程度。
陈育强的作品风格，如一面镜子，清晰的展现着香港当代艺术与生活的亲密感。而邱志杰作品风格与之相比的强烈差异感，使得两者的比较，变得很有意思。
陈育强曾经说到：“我感到自己正从制作一些较私隐的作品，而发展至创作一些大家都较易明白，同时可观性更强的作品。” 可见他认为艺术应该与大众接近，与日常生活接近。而邱志杰在《我为什么做出了这么好的作品》一文中提到，“艺术家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一手抗拒颠狂呓语的热寂趋向；一手抗拒合法化日常语言的招安企图。相异于设计的秩序与呓语的弥散。”
我曾经和陈育强聊天，谈及对待生活的态度，比如如何规划自己的未来，是靠缘分靠机遇吗？陈育强说，你知道什么样的人会一直急于规划自己的未来吗？那就是只会一种专业技术的人。因为脱离了那一种技术，他就没法生存，所以他需要知道未来可以找到怎样的工作，而那种状态是很糟糕的，因为即使他找到那一份工作，他还是缺乏安全感。其实呢，不要那么缺乏安全感嘛。难道会生活不下去？怎么可能呢。总可以活得好好的。
陈育强的话，让我体会到他对生活的轻松感受，以及对一般香港人忙碌生活压力的同情。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邱志杰对生活的感受：“这是今天的家的基本图景：每一种模式都在激烈竞争，而我们的心灵只能支付有限的认同。我们漫步在一个一切都值得一买的超市而不知道自已要带什么回家。不管是否情愿每个人都成了赌徒。我比格桑顿珠坚强，我比我的父亲老谋深算。我们渴望奉献，奉献我们的自恋；我们到处追求，追求我们的失落。我们情投意合，所以分道扬镳；我们心心相应，所以满腹狐疑；我们喜新厌旧，所以白头到老。我们进退两难，所以干脆利落。”
以上对于两位艺术家的比较，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不同的价值观，是如何深刻的影响艺术家生活与艺术的。话虽如此，但价值观毕竟是因人而异的，所以我感到微观的个体比较，尚不足以剖析香港当代艺术风貌的来源。接下来，我试图从香港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社会结构等宏观视角，分析香港的当代艺术风貌的来源。
综观现在活跃于香港文化、艺术领域的人，基本上都是70到80年代出生的人。因此我开始关注上世纪70~80年代以来的最近20多年来的香港经济、政治结构。
首先，是香港的产业结构，由原先的以制造业为主，渐渐开始朝第三产业转型。而这之后的20年，这一过程不断的加速，到了今天，香港的制造业只剩下很小的香港新界的“火炭工业圈”。但这与香港的艺术风格有什么关系呢？香港唯一的一个当代艺术圈，恰恰就坐落在这个火炭里。从市场角度来讲很容易理解，火炭作为最后一片工业用地，有香港最廉价的工厂房屋租赁。这为手头往往很紧张的艺术家，提供了创作的工作平台。但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对于艺术的影响力远大于此。因为工业与艺术的杂交，在火炭就形成了一个有别于香港主流文化的小社会环境。在这个圈子里，工人和艺术家每天都生活在一起。工人和艺术家们共享着香港主流社会所没有的生活习惯。对于日渐凋零的制造业，他们共享着一种怀旧、沉默的情绪。很多艺术家朋友的名片，都写着I am an artist and a worker. 在香港这样一个金融大都市的后工业化时代，艺术家呈现出的统一的沉默、暗哑、微小的风格，事实上反应了对产业结构变化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表现。
其次，是香港的各项公共政策，在70年代~80年代所发生的变化与艺术的关系。比如香港第25任总督麦理浩，在1971至1982年，制定了一系列公共政策，比如建立香港廉政公署，建造了东广铁路，发展了各种社会福利、教育机构。这些政策的后果是，减轻了香港本土居民与英国殖民政府在上世纪60年代的冲突情绪，出现了所谓的香港“本土意识”。 具体到文化政策方面，英国殖民统治者采取了所谓的“不高明的高明干预”政策，这些政策的落实，大大削弱了香港文化圈在60年代所兴起的各种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活动。“本土意识”的强化，使得香港的文化圈开始从本土的生活中挖掘艺术素材。“本土意识”一直延续到今天，这就为香港整体艺术风格偏向日常生活，而非宏大叙事，寻找到了另一个原因。


生活在艺术中，艺术在生活中。
这就是我对香港当代艺术的体悟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