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期实践报告——江西景德镇&安徽徽州

社会经济变迁与景德镇制瓷业

景德镇过往的故事，一点一点的在这片土地里埋着。此次甚为可惜，没能亲手捧起一片残瓦断片，闻一闻古老的味道。没能够感性的感受这一片土地，我又该从何处，追寻景德镇的往事？
听去实践的同学们说，景德镇如今的感觉像一个旅游商业区，言语之中，有几分怀旧。怀旧，这似乎是我可以做的，一些史料，一些理论，再添一小撮想象。

最近在看一本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著的《全球通史》。这位奇才的历史学家，通过地理、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框架，让历史变成了的人类真切的往事。我甚是喜欢。

人类的历史，在公元1000年至1500年的500年，因为突厥人和蒙古人，发生了变化。这两大游牧民，打破了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文明与游牧民的平衡关系。这其中，蒙古人在13世纪，吞并了中亚、东亚和俄罗斯，而且侵占了穆斯林中东。而这其中的一支蒙古人，成为统治中国的新主人。中国有了元代。

蒙古帝国的建立，意味着游牧生活的结束，但充满了迁徙、扩张、征服的游牧性格，却不会消退，转而，他们会深刻的改变了一个社会的性格。迁徙、扩张、征服，这些向外的欲望在战争结束的和平年代里，需要新的渠道去发泄——这就是商业和贸易。因为，贸易是和平年代中，最能对外获取利益的途径。

回顾中国传统文明，内向型的家长制统治，不是单个的人，而是包括所有成员的每个家庭形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而家长制又建立在那种古老的对一家之长的地位和权威的绝对服从和尊崇之上。但这种稳定如金字塔的结构，于商业和贸易是不利的。贸易需要时时刻刻的博弈，更需要向外扩张或曰交流。

所以，蒙古人的性格，为中国带来了一种新的性格，虽然不是主流，但从此一直在中国流淌了下来。

元朝重商政策，带来了商贸的繁荣。但这与景德镇的发展有怎样的关联呢？

先来看看元朝的景德镇，自己有哪些优势。南宋末年，磁州窑、吉州窑的陶工迁往景德镇，带来釉下彩技法。其次，景德镇生产的暑府瓷卵白釉是瓷中的精品。此外，景德镇附近的乐平、瑞州、江山等地都有丰富的青花钴料矿藏。这些优势，满足了青花瓷烧制的要求。而青花瓷的品性，恰恰符合蒙古人尚白尚蓝的审美趣味。

但如果就此推测，景德镇在元朝的兴盛，是因为景德镇的青花瓷符合了元朝统治者的审美趣味，那不禁要问，或许蒙古统治者只要艺人烧制为数不多的瓷器就好，何以会形成景德镇成气候的青花瓷制造。

所以，景德镇的故事，不仅是这片土地上自个儿的事情。而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整体的故事。

蒙古人在中国建立的元代，但是蒙古帝国的疆域可远不止中国。跨越欧亚大陆的蒙元帝国，包括元朝、钦察汗国、察金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伊儿汗国。在这样一个具有邦国性质的大区域内，蒙元帝国不仅重视路上商道，更重视海上航道，并极力开拓东西海上交通。不仅把草原之路的南道和北道，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川、滇、黔和南亚的道路联系起来，还把中国东南沿海与波斯湾、地中海东岸的陶瓷之路联系起来。

景德镇在元代，遇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庞大的遍及中原至西亚的贸易市场。这个贸易市场里，充满了蒙古人尚白尚蓝的趣味，充满了对中原精湛制瓷工艺的倾羡。比如蒙元青花瓷输往西亚的伊朗、伊拉克、土耳其等国，而它们属于蒙元帝国的汗国。汗国市场广阔，教徒众多，阿拉伯人和色目人对大盘、大瓶等青花瓷需求旺盛。

元代的景德镇，有地利，有人和，更有遍及中原至西亚的商贸大发展的天时。这就是景德镇在元代兴盛的故事。明清的景德镇，面对的是一个新的社会环境，因此，讲述的必定是另一个故事了。

朱元璋建立的明政权伊始，确立了与前朝重商政策不同的“以农为本”的政治思想。这套思想，一方面要求全国上下都过一种从简朴素的生活；另一方面，国家则要通过一套礼仪和教化活动，上承天命，下导民众，使民报本思远，有敬畏感怀之心，明道德，知善恶。

因此，明朝初期的景德镇，告别了元朝以商贸为出路的陶瓷烧制，成为了国家政权制度交融在一起的官窑烧制场所。在这一时期中，自朝廷到民间的各种祭祀仪式中，祭器皆为各类瓷器，并对祭器的体式有明确规定。其后，又建立了景德镇御器厂，陶瓷的烧制成为皇权极端化的表征。

但是，景德镇在明代的故事并非一始而终。在明朝中晚期，最初立国的“以农为本”的治国思想，受到了社会现实的挑战。这一治国思想适应于早期的明代社会，因为那时候社会尚不够富裕，人民保持着较低的生活消费水准。但国家忽略工商业对于国家财政的贡献，到了明代中期就出现了越来越大的问题，国家经济与民间的经济产生了不调和的状况。

对于景德镇来说，这一问题具体表现在明朝中后期国家给窑户的繁重烧造任务，使窑户及地方财政承担了沉重的负担。这一问题最终导致了景德镇官窑烧制向民窑烧制的转变。而其标志，是万历在弥留之际发出了他最后一道上谕，其中一条:“一切榷税并新增织造、烧造等项悉皆停止”至此，明代御用体制下，景德镇官窑的烧造“役亦渐寝”。

从这以后，景德镇在明代的故事，有了新的开始。

晚明的景德镇，又一次回到了商业和贸易的轨道中来。与元代的中原至西亚的贸易范围不同，景德镇这一次面对的，是本土的商业市场，以及欧洲市场。

首先，景德镇的本土市场，与明代新兴的市民阶层有关。明代江南资本主义的萌芽，带来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景德镇的一部分瓷器，是面向这一群市民阶层的。如果说要有什么证据，或许可以从当时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与明晚期景德镇陶瓷的烧制特色的一些相同之处——比如对于写意性绘画的表达中，找到些许答案。

而另一个市场，则有关于国际贸易。这时景德镇的瓷器，不仅“行于九州”，还大量销往海外，所谓“遍国中以至海外彝方，凡舟车所到，无非饶器也”。如为欧洲人订制的外销瓷——克拉克陶。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遍布于世界的景德镇瓷器销售，是作为奢侈品出口的，而欧洲希望向中国出口的香料等，却是廉价而经常滞销的。这种贸易，必然导致大量利润流向中国，这又促进了瓷器销售的辉煌发展。这种贸易的情形，就如今日巴黎销往中国的香水，与中国销往发达国家的made in China的低级加工品之间的比较。

但是明朝晚期景德镇的辉煌故事，并没有延续到明朝结束。

明朝末年的战乱，阻碍了景德镇对外的陶瓷销售贸易。1657年，郑成功禁止中国帆船同台湾通航，明代瓷器对欧洲的出口就正式终结了。

到了清代，景德镇有因为新的社会环境，而生出新的故事。

如果说，元、明两朝，景德镇的瓷业的发展，更多的是社会大环境的影响，那么清朝至民国的景德镇，则反映了其产业内部结构的变化。

明代的景德镇，其瓷业工匠多为本地人，甚至形成匠族。这种产业结构模式，比较适应自由市场的生产竞争。但到了康熙年间，景德镇遭受战争，匠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于是外来人口大量流入，以外籍人为主的行帮逐渐取代了本地匠族的地位。

行帮的出现，改变了景德镇的瓷业生产组织形式。清代景德镇行帮形成了“三帮鼎立”的格局,都昌人的“都帮”垄断了圆器业和烧窑业，徽州人的“徽帮”垄断了主要的商业和金融业,而城市其他大小行业(有瓷有商) ,则由都、徽二帮以外的各籍人所包揽。

景德镇的瓷业生产，从清代到民国初期，均是以行帮这一形式发展的。由三大行帮组成的生产组织形式，类似于西方经济学中的双寡头模式。双方即相互依存、合作，又会有博弈与竞争。

行帮三足鼎立的模式，不仅主导了瓷业的生产,而且还负责了大部分公共事务的调整,包括调解同业纠葛、议定价格、摊派官差、代催税款、向社会举办一些公益和慈善事业(修桥铺路、兴办学堂、施舍棺木等)等等。因此,可以说，行帮渗透到了景德镇城市社会每个角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行帮才是景德镇城市社会真正的控制者。

这以后，中国的百年史，打断了景德镇的过往。很多学者，对乱世中的景德镇，分析其衰落的原因。然而我以为，即是能够研究出几十条、上百条的原因，或许也并不能将过往的景德镇与今日的镇子联系在一起。

眼下，是一个新的时代，有太多的东西需要被重新的定义。新的生存方式，新的科学技术，新的经济模式，新的全球关系……所有这一切，刷新了社会的机能与结构。在这种情况下，若用一种延续的眼光，从过去的模式中寻找景德镇的发展道路，或许是徒劳的。
从元、明、清三代，景德镇制瓷业的故事，精彩而辉煌。而如今人们所向往的景德镇，虽然说不清属于其中的哪一段故事，但总之是一份怀旧的心情。

参考书目：
[1]斯塔夫利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
[2]詹嘉《多民族关系中元青花瓷发展辨析》，《元青花研究——景德镇元青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
[3]张欣《明代晚期景德镇民窑青花瓷器写意性绘画特征探析》，博士论文
[4]肖丰《器型_纹饰与晚明社会生活》，博士论文
[5]汪冲云 李美珍《明朝社会文化与景德镇陶瓷》，中国陶瓷 第43卷第5期
[6]熊煜《17世纪景德镇对欧洲出口瓷》，中国陶瓷 第43卷第2期
[7]苏永明等《行帮与清代景德镇城市社会》，南昌大学学报 第38卷第3期
[8]周萍《明清_四大名镇_景德镇近代衰落原因小考》，景德镇高专学报 第22卷第1期

大祠堂
-徽州文化的兴衰-

最近在看一本电视剧《大祠堂》，讲述明末清初一户徽州大人家的故事，道尽爱恨情仇，生离死别。这部剧之所以吸引我，并非因为情节之曲折精彩，而是被一种隐隐的时代必然感所压迫。时代压迫着剧中的每一个人，必须带着脚镣，跳完各自生命的舞蹈。

我回到史料与研究，寻找这是怎样一个时代，一个徽州。

一切，从一个建筑——祠堂，开始。

祠堂，首先要讲徽州的人居环境。徽州有山峦壤隔，其环境是封闭的，但重峦叠嶂的皖南山区又毗邻平衍的江南平原。这样的地理环境，方便了中原士族徙居徽州避世，从而使徽州有可能发展其特有的人居环境。中原士族在徙居徽州后，自然要住处改造成他们理想中的环境。这一过程，一方面体现了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若比较徽派建筑与江南水乡建筑，虽然都以木结构为屋架，但由于徽州处于山区，用材便利，故梁架、屋柱等材料均比江南水乡建筑粗壮、硕大，就建筑形制来说，徽派建筑雄伟高大，江南水乡建筑小巧玲珑。而另一方面，则与中华文明中的传统风水讲究，联系在一起。

祠堂的建造，一方面体现出徽州建筑的雄伟高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风水的考虑。在徽州的古村落中，有所谓水口，即公共绿地。水口多在村口，通常在原有山水的基础上，点缀凉亭水榭，广植乔木，构景新颖，成为村民的休憩场所。在风水的影响下，水口不仅具有入口的功用，更重要的是一村居民生死、前程的象征。于是, 人们不惜代价, 在这里营建建筑——有较高人文层次的村落即建造起牌坊、文昌阁、奎星楼、文风塔、祠堂等高大建筑物。

祠堂，就是首先在传统风水的意义上，象征了一村居民生死与前程。值得注意的是，我认为，对于风水的重视，可以从一个侧面体现出这一方土地上的居民，所持有的一些传统价值观。而这就与下文谈到的社会结构，紧密相关。

在电视剧《大祠堂》中，一些事情，发生在大祠堂。

祠堂掌祠人的儿子犯了家规，掌祠人要召集全族的人在祠堂议事。最后为了服众，判了亲儿子重刑。

祠堂一向被认为是女人的禁地。掌祠人的母亲为了救自家的孩子，才不顾性命，闯入祠堂。

而更多的族规，也在这里被一一提起。比如族中的女子与人私奔，要判沉河；比如族中的男子如果不留下后嗣就离家，重则斩首，轻则砍掉一只手……

每一次，当剧中响起打锣人“掌祠人召集全族的族老在祠堂议事啦”的叫喊，必定又是一次理与情的较量。而最终取胜的，并非理亦非情，而是不知道从何冒出的某条“宗族规矩”。

这一切，对于现代的我，有很多分的陌生。一些学者的研究，我觉得对理解以上祠堂发生的事儿，很有帮助。有学者指出徽州祠堂管理的基本原则是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而进一步看到一些学者的研究，“中原士族在徽州复制的宗族生活,是酿造程朱理学的酵母。反之,程朱理学又加固了徽州的宗族秩序。新安文化的内核就是程朱理学酿造出的宗族文化。程朱理学渗透于徽州社会生活中,而徽州社会生活的特征即为宗族生活。”

祠堂，为我们打开一扇小窗，体会什么是徽州的宗族社会。

然而，就如电视剧《大祠堂》中发生的故事一般，假设徽州的宗族，仅仅就建立在这样一个稳定而且牢固的传统秩序下，那么也就不会有那么多悲欢离合，乃至生离死别。

祠堂内的三纲五常，建立起徽州的社会结构，却无法阻碍外面的世界——徽商所面对的世界，与祠堂内的世界，实在充满了太多的矛盾。

嫁给徽商的女子秀云，他的丈夫一旦出门经商，就不知时隔多少年才会回来。

弃仕从商的大少爷致成，是迫于家族的生计而为之。

在一些学者的研究中，认为徽商能迅速崛起东南，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浓郁的文化底蕴。徽州是理学大家朱熹的故里，儒风独茂，代代相传。朱熹两次回故里讲学授徒，培养了大批徽州弟子，朱子之学转相授受，历朝不绝，形成了宋明理学之一重要分支——新安理学。

徽州人无论为官、为商、为农多依朱子家礼为行为准则，数百年来，徽州文风炽盛，人文蔚起，名家辈出，风俗淳厚。在这样的地方文化氛围中，徽商之好儒也就不足为奇了。

更有一些学者，将徽商与祠堂为象征的宗族生活的关系，认为是促成徽州文化不断发展的动力。徽商在外经营打拼，赚得钱财回到家乡光宗耀祖，从而促进了徽州本地的发展。

然而，我以为这虽然是一个很好的逻辑，但完美的逻辑背后，总会遗留很多现实中的矛盾。事实上，以祠堂为象征的宗族制度，与商人面对的商品化经济，两者本身的内在基石即使冲突的。前者，要求人绝对的服从权威，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而后者，则是人各自寻找利益最大化的过程。

当然，这一矛盾并不会一触即发。在一些学者的研究中，提出徽州的小家庭———大宗族的结构。认为这使社会财产分为两个层次:族产和家产。家庭共有财产的无限分化,减缓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而宗族共有财产的不断扩大,也纾缓了宗族成员贫富分化的矛盾。

虽然我并不觉得两者孰好孰怀，但我仍然无奈于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害怕那些人的悲欢离合，甚至生离死别……

学者唐力行在《苏州与徽州——16-20世纪两地互动与社会变迁的比较研究》一书中谈到，“苏州与徽州两地的互动，是由徽商充当媒介的……徽州人在促进异地繁荣的同时，却不断的借助于资金的回流，将宗族意识输回故里，在徽州建宗祠、修族谱、置义庄、护族墓等，从而保证了徽州社会的相对稳定和持续静止状态，进一步扩大了徽苏两地社会发展的距离。所以，在徽州与苏州的互动中，徽商的资本就像一把双刃剑，在两地各自产生了不同的效果。”

我很赞同这个观点。徽州宗族制度的繁荣，很大程度依靠着徽商所从事的商品经济。这使得徽州得宗族意识一方面越来越强化，另一方面也越来越走向悬崖的边缘。一旦社会出现变动，打破了这种特殊机制，徽州的命运就不可避免的山河日下了。

有一些学者，对于徽州的衰落，总结了各种的原因。例如清朝对盐商的打击、典税的增加，以及鸦片战争以后贸易优势的丧失，以及徽商泥古于封建生产经营方式……

但我感到，如果仅仅从徽商的生意来解释徽州的衰落，是不值得信服的。因为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打有从事商品经济的城市，一直发展到今日。

有学者考察了20世纪上半叶徽州宗族的活动，撰修家谱，修祠活动，族产的管理及应用，祭祀活动。当然这一切都在经济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由部分坚守传统的人们所苦苦的执著着……

我感到，导致徽州走向衰落的，仍是那一对不可避免的矛盾。

或许，时隔那么久，徽州可以重燃生机。毕竟，一切已经不同了。

参考书目：
[1]徐敏,孙如轩《20世纪上半叶徽州宗族活动考察》大庆师范学院学报 第28卷第1期
[2]唐力行《苏州与徽州——16-20世纪两地互动与社会变迁的比较研究》商务出版社
[3]王振忠《别开生面的徽州宗族研究——评唐力行先生的〈徽州宗族社会〉》
[4]桑良至《徽州祠堂的历史作用》
[5]胡善风，李伟《徽州古建筑的风水文化解析》中国矿业大学学报 2002 年第3 期
[6]盛学峰，陈安生《徽州民居与汉文化圈典型民居比较》建筑历史
[7]肖晓珍《明清徽州“家—宗”体系财产关系研究》